20 世纪20年代,武术和武侠电影同时在中国大地上兴盛起来,前者被尊为“国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后者则一再引发万人空巷的观影热潮,形成中国武侠电影的第一次高潮。按照当今人们的共识,武侠电影与武术必然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武术是武侠电影的核心,脱离了武术,中国武侠电影将失去其独特的东方魅力;民国时期武侠电影也一度被认为是传播武术文化的最好手段——武侠电影通过镜头化的语言与戏剧化的情节,充分展示中国武侠文化的精髓与内涵,且通过电影这一“世界语言”向全球展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武侠文化。人们普遍期待武术和武侠电影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但是,作为中国武侠类型电影滥觞之作的民国武侠片呈现的却是离奇荒诞、光怪陆离的“超现实”,着力宣扬神功奇术,武侠电影与真实的武术渐行渐远,既未展示出中国武术文化的价值,也无助于武术在全国的推广和普及活动,没能表现出应有的社会教化功能,最终遭到官方的查禁,急速衰落下去。
一、武侠电影勃兴的社会动因
中国早期电影工业处在模仿、追赶西方电影的阶段,进入20 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电影开始寻找自己的出路,一个重要标志便是类型电影在中国萌芽。学术界普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早期类型片包括古装片、武侠片和神怪片,三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武侠电影是古装电影的变种,神怪电影又依附于武侠电影而产生[1]。在这一关系链条中,武侠电影明显居于核心地位。武侠电影迅速在中国兴起,成为最早的类型片之一,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其一是社会希冀电影能充分发挥道德教化和现代教育的任务;其二是武术地位的提高与民族认同的需要。
电影进入中国后,很快显示出简单直观、接近生活、吸引民众的特点,电影成为当时与民众结合最为紧密的传播媒介,因而也被许多人士认为是最好的民众教化工具之一,“电影是教育的工具,而教育是电影要走到的目的,电影抛弃了这个目的,是电影的损失,教育者不利用电影做工具,是教育者的奇辱”[2](P172)。或者说“影戏事业,为吾中华民国当今第一伟大之新实业,补助社会教育,宣扬古国文化,提倡高尚娱乐,挽回狂澜漏厄,激增爱国热情”[3]。循着这样的思路,在中国电影工业发展之初,一些较大的制片企业多抱有“改良社会”“传播文明”等教化宗旨,如商务印书馆摄制影片的宗旨即是“当借影戏为教育的一大助手”。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革,清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人们迫切需要以某种方式反映国人的形象,重新定义当代的国民身份,新兴的电影为确认新的身份和形象提供了手段和媒介。当时风靡中国的美国电影中,“东亚病夫”的刻板印象仍然随时伴随着华人,影片中的华人行为举止怪诞滑稽,常见的视觉呈现便是“移步蠕动,伛腰偻背,袖手痴望”,华人中的黑恶之人也“只能暗设毒计,谋害对手,苟遇搏战,则拳足未举,身已倒地”[4]。对此,国人非常不满,提出的应对之策即是国人自己组织影片公司,“自摄足以发扬中国民族高尚优美之影片,运往内地及欧美诸国,既可挽回利权,又可表示吾民族之伟大精神……”[5]
武术历来是中国的国粹之一,在清末民初则担负了更加深沉的历史使命。清朝末期国民吸食鸦片成风、民力国力羸弱,导致国家和国民都背负了“东亚病夫”的耻辱,“尚武”即习练武术一度被提升到“自强保种”的高度,如梁启超曾写道:“乃知中国旧有之武术,为最可实矣。”“今也欲求强国,非速研究此术不可, 尤非崇为普通学科不为功。”[6]著名武术家霍元甲等人创立的精武会也赞同这一理念,“国民之强弱不贵少数人具大力负奇技,而在多数人晓武术健身手耳”[7]。
辛亥革命后,武术的价值更趋多元化,其固有的强身健体、技击防卫等功能得到肯定,而其深层次的教育人格、培养品德和振奋民族精神等价值也被进一步发掘出来,“自从民国纪元以来,朝野奋发之士,咸怵于国势之不振,民气之消沉。亟思有以振动而策勉之,于是乎於斯技也。大有突飞猛进之象,而最感兴趣者,反多高冠博带之士夫”[8](P30-31)。还有人呼吁,中国传统武术运动应当成为全国学生体操课的内容,以取代当时国内普遍开设的西方兵式体操[9]。在此背景下,武术社会地位两度得以提升:先是军阀马良“决心考究我国数千年来武术,编定武术教科书,以振吾中华尚武之风”[10]。并编写出“中华新武术”教材,后经国会表决通过为“正式体操”,开始在全国各地学校中推行。此后张之江等人提议将武术更名为“国术”,“国术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国粹,应将其由民间推向上层”,并积极推动1928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国术馆,在国内省市县三级推行“国术”、普及武术教育,使中国传统武术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
文章来源:《武术研究》 网址: http://www.wsyjbjb.cn/qikandaodu/2021/0210/8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