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20年代，武术和武侠电影同时在中国大地上兴盛起来，前者被尊为“国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后者则一再引发万人空巷的观影热潮，形成中国武侠电影的第一次高潮。按照当今人们的共识，武侠电影与武术必然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武术是武侠电影的核心，脱离了武术，中国武侠电影将失去其独特的东方魅力；民国时期武侠电影也一度被认为是传播武术文化的最好手段——武侠电影通过镜头化的语言与戏剧化的情节，充分展示中国武侠文化的精髓与内涵，且通过电影这一“世界语言”向全球展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武侠文化。人们普遍期待武术和武侠电影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但是，作为中国武侠类型电影滥觞之作的民国武侠片呈现的却是离奇荒诞、光怪陆离的“超现实”，着力宣扬神功奇术，武侠电影与真实的武术渐行渐远，既未展示出中国武术文化的价值，也无助于武术在全国的推广和普及活动，没能表现出应有的社会教化功能，最终遭到官方的查禁，急速衰落下去。

一、武侠电影勃兴的社会动因

中国早期电影工业处在模仿、追赶西方电影的阶段，进入20 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电影开始寻找自己的出路，一个重要标志便是类型电影在中国萌芽。学术界普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早期类型片包括古装片、武侠片和神怪片，三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武侠电影是古装电影的变种，神怪电影又依附于武侠电影而产生[1]。在这一关系链条中，武侠电影明显居于核心地位。武侠电影迅速在中国兴起，成为最早的类型片之一，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其一是社会希冀电影能充分发挥道德教化和现代教育的任务；其二是武术地位的提高与民族认同的需要。

电影进入中国后，很快显示出简单直观、接近生活、吸引民众的特点，电影成为当时与民众结合最为紧密的传播媒介，因而也被许多人士认为是最好的民众教化工具之一，“电影是教育的工具，而教育是电影要走到的目的，电影抛弃了这个目的，是电影的损失，教育者不利用电影做工具，是教育者的奇辱”[2](P172)。或者说“影戏事业，为吾中华民国当今第一伟大之新实业，补助社会教育，宣扬古国文化，提倡高尚娱乐，挽回狂澜漏厄，激增爱国热情”[3]。循着这样的思路，在中国电影工业发展之初，一些较大的制片企业多抱有“改良社会”“传播文明”等教化宗旨，如商务印书馆摄制影片的宗旨即是“当借影戏为教育的一大助手”。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革，清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人们迫切需要以某种方式反映国人的形象，重新定义当代的国民身份，新兴的电影为确认新的身份和形象提供了手段和媒介。当时风靡中国的美国电影中，“东亚病夫”的刻板印象仍然随时伴随着华人，影片中的华人行为举止怪诞滑稽，常见的视觉呈现便是“移步蠕动，伛腰偻背，袖手痴望”，华人中的黑恶之人也“只能暗设毒计，谋害对手，苟遇搏战，则拳足未举，身已倒地”[4]。对此，国人非常不满，提出的应对之策即是国人自己组织影片公司，“自摄足以发扬中国民族高尚优美之影片，运往内地及欧美诸国，既可挽回利权，又可表示吾民族之伟大精神……”[5]

武术历来是中国的国粹之一，在清末民初则担负了更加深沉的历史使命。清朝末期国民吸食鸦片成风、民力国力羸弱，导致国家和国民都背负了“东亚病夫”的耻辱，“尚武”即习练武术一度被提升到“自强保种”的高度，如梁启超曾写道：“乃知中国旧有之武术，为最可实矣。”“今也欲求强国，非速研究此术不可, 尤非崇为普通学科不为功。”[6]著名武术家霍元甲等人创立的精武会也赞同这一理念，“国民之强弱不贵少数人具大力负奇技，而在多数人晓武术健身手耳”[7]。

辛亥革命后，武术的价值更趋多元化，其固有的强身健体、技击防卫等功能得到肯定，而其深层次的教育人格、培养品德和振奋民族精神等价值也被进一步发掘出来，“自从民国纪元以来，朝野奋发之士，咸怵于国势之不振，民气之消沉。亟思有以振动而策勉之，于是乎於斯技也。大有突飞猛进之象，而最感兴趣者，反多高冠博带之士夫”[8](P30-31)。还有人呼吁，中国传统武术运动应当成为全国学生体操课的内容，以取代当时国内普遍开设的西方兵式体操[9]。在此背景下，武术社会地位两度得以提升：先是军阀马良“决心考究我国数千年来武术，编定武术教科书，以振吾中华尚武之风”[10]。并编写出“中华新武术”教材，后经国会表决通过为“正式体操”，开始在全国各地学校中推行。此后张之江等人提议将武术更名为“国术”，“国术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国粹，应将其由民间推向上层”，并积极推动1928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国术馆，在国内省市县三级推行“国术”、普及武术教育，使中国传统武术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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