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的倔强生命力自有其根深蒂固的驱动力，一方面是其丰富的武术思想包括：武侠精神、尚武精神、民族精神、养生精神、竞争精神等，另一方面是武术的价值体系，其内容广泛而深植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形态意识中，而武术的这些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在民国时期与这个特殊的时代特征相碰撞，促使其在时局变幻、金戈铁马的国家背景下，在宗派林立、保家自保的社会氛围中，武术的价值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1]。民国时期南京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中心，在一定时期内展现出了特定的时代情景，在时间跨度近40年中上演着军阀混战、政治不稳定、政府变来变去、不同思潮的剧烈冲击、土洋体育的争论，经过连年战争，使得这一时期的南京武术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历史烙印，对于当前武术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铭记历史的教训，展望未来的篇章，更应该让研究者、普通大众了解和掌握中华武术的前世今生。以此出发本文专注于阐释民国时期南京武术的发展，期望还原这一阶段性、地域性、特殊性的武术发展状况。

1 民国时期南京地区武术发展的历史背景

中国政府与外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国处在了一个任人宰割的境况，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于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各国武士经常在中国滋事挑衅，“东亚病夫”的帽子成为中国人头上挥之不去的阴霾。当时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宣扬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对国民进行军国民教育，通过习武强身健体，才能实现民族由弱变强。武术成为了军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

民国初，一些有识人士认为“国势衰微，欲弱为强，必须先谋种族强盛”[2]，当时的中国寻找“救亡图存”的路径，因为受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强国强种”成为教育界的口号，武术被当作一种尚武强国的重要手段，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重视。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他对国民身体素质十分重视，倡导尚武精神，在《精武本纪序》中将武术精神归为“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推而言之的尚武精神”[3]。有大批武术社团、会馆在这一时期成立，武术成为振奋民族精神，“强种保国”的教育手段。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不同思潮激烈冲突，侧重民族精神教育。在这期间，五四运动爆发，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被人们所广泛接受，加之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不断地接受西方先进教育思想，人们意识到军国民教育不再适合教育潮流。伴随着美国自然主义体育思潮流入中国，受到他的影响，武术发生“一变致用之志，而以武术为卫生之方”的发展变化，从多方面探究武术的体育价值。另外，这一时期的“土洋体育之争”对近代武术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对于“土洋体育之争”有学者较为客观地称：“北洋政府对马良‘中华新武术’的推广和进步人士对借行‘中华新武术’之名而推行复古之实的批判，就如同一根导火索，引燃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体育史上著名的‘中西体育’大论战。”[4]

国民党建立政权以后加强了对武术的重视，成立国术馆系统，将20世纪的南京武术发展推上了一个高潮。国民政府期间，是南京武术发展相对较快的阶段。1926年，刚刚从国民党西北军退役的政府官员张之江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联系国民政府中一些爱好武术的高官要员，商讨成立一个研究、传播武术的机构，让广大中国人通过习武健身强壮起来。为显示出武术的重要性，武术于1926年改为“国术”。国民政府在1928年组建成立了“中央国术馆”，张之江任第一任馆长。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全国体育指导委员会”，制定相关体育法律、法规，为武术的推广与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与保障。到1948年，抗战结束，南京政府搬迁，国术馆系统在搬迁过程中由于政府经费等问题逐渐衰微，一些民间武术社团组织也在抗战期间遭到破坏，基本上消失了。

2 民国时期南京学校中的武术课程

民国时期，从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政权，南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和变化是突出的、显著的。处在这一阶段的南京仍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影响，加之政治的不稳定以及“土洋体育之争”的融合，成为推动近代武术发展的力量。但是随着西方体育进入中国，武术进入学校体育课程，改变了以往师徒授课的局限性，为中华武术的推广和发展提供了科学化的道路。

文章来源：《武术研究》 网址: http://www.wsyjbjb.cn/qikandaodu/2021/0709/1695.html